刀锋(番外)+(全文)

小说《刀锋(番外)+(全文)》，相信已经有无数读者入坑了，此文中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埃略特布尔，文章原创作者为“[英]毛姆著，王纪卿译”，故事无广告版讲述了：尽管毛姆以“通俗作家”而自豪，普罗大众却未必对他着迷，因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讽和俏皮的幽默还不够浅显不够滑稽，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的通俗还“悬在半空之中”，无法令普罗大众捧腹。那么，是什么人为毛姆而狂热呢？应该是中产阶级人士。靠着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颇有见识的中产阶级，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，是会觉得毛姆...

第1章

译者的话
在威廉·萨姆塞特·毛姆（William Somerset Maugham）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，我着手翻译其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三大代表作之一《刀锋》（The Razors Edge），而我听说他的另一代表作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的译本正在全国畅销，其第三部代表作《人生的枷锁》中译本也卖得不错。毛姆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走红一点也不奇怪，因为他在世时，就以作品首屈一指的畅销而令其他作家妒忌得眼红，因为他是享有“莎士比亚之后第一人”盛誉的戏剧家和小说家，因为世人认为“只有英国作家萧伯纳可以与之比肩”，因为他是一条“趴在百万畅销量之上的老鳄鱼”。在中国，毛姆作品受到欢迎的还不止是他的长篇小说，他的短篇小说集，就在我翻译《刀锋》的过程中，也再一次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捧，因为人们认为他的短篇小说可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媲美，因为毛姆在20世纪的英国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。
据我所知，尽管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的中译本早已问世于我国，但毛姆作品中译文的大量出版，是在我国文化政策较为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。那时随着一大批毛姆作品中译本上市，读书界形成了一股毛姆热。作为世界性的畅销书作家，毛姆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占据了应有的位置。
如今在我国出现第二波毛姆热，其中一个推波助澜的因素，就是《每日电讯》报资深记者赛琳娜·黑斯廷斯所著的《毛姆传》中译本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隆重登场。
这部传记告诉我们，毛姆在文学史上有三个令人嫉恨的优势，很多同行不喜欢他，是因为他的一生太富有、太多产、太畅销，而他不懂韬光养晦，低调做人，却要“愤世嫉俗”、“玩世不恭”，所以他很难在学院里找到“一流的位子”，庙堂中人企图把他贴上“通俗作家”的标签，将之压制于江湖之中，不让他跳跃龙门。不料文学之乡法兰西却对他青睐有加，给他以莫泊桑所享有的那种崇高的评价，所以到了1952年，他本国的牛津大学不得不给这位颇以“通俗作家”为荣的作家授予“荣誉文学博士”称号，而在1954年毛姆八十寿诞的时候，英国人又授予他显赫的“荣誉团骑士”称号。
毛姆本人在私生活中的离经叛道，也使英国的正统社会将他视为异类，而在法国，他的人生却能得到较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。特德·摩根，另一本《毛姆传》的作者，对毛姆评述道：“毛姆是下述一切的总和：孤僻的孩子，医学院的学生，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，放荡不羁的巴黎浪子，伦敦西区的成功戏剧家，英国社会名流，一战时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，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，同性恋者，跟有夫之妇私通的有妇之夫，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，二战时的宣传家，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，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，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其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。”
部分是由于毛姆的上述形象，尽管他在生前终于得到了本国文坛的承认，但英国的精英未必喜欢他，因为英国文坛的承认，是被毛姆名声在外所逼迫的。他们有理由认为，毛姆的作品不够庄重，不够典雅。那么，在那些不在乎庄重与典雅的普罗大众眼里，毛姆是否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呢？非也。尽管毛姆以“通俗作家”而自豪，普罗大众却未必对他着迷，因为他那辛辣犀利的嘲讽和俏皮的幽默还不够浅显不够滑稽，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的通俗还“悬在半空之中”，无法令普罗大众捧腹。那么，是什么人为毛姆而狂热呢？应该是中产阶级人士。靠着自身打拼而成功的颇有见识的中产阶级，以其天然的秉性而言，是会觉得毛姆很对脾胃的。中产阶级喜欢他对人性的探索，对宗教的追问，对善恶的吹毛求疵，对情欲和爱情的怀疑，对风俗的喜爱和尊重，以及对贪生怕死的悲悯。毛姆的这些特点，比较集中地反映于《刀锋》中的主人公莱雷身上，部分地反映于男配角艾略特身上。莱雷对人生真谛的求索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毛姆本人的灵魂之影，所以文学评论界将《刀锋》定位为毛姆的代表作。
毛姆的写作手法，也具有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。很多作家写人性，借助于情节的起伏和高潮，借助于描写的煽情和催泪，或者借助于对白的雄辩与剖析，例如法国的雨果，例如奥地利的茨威格。但毛姆是不同的，他骨子里是一个英国作家，因此他更像莎士比亚，更像狄更斯，更像萧伯纳，而他在法国作家群里更喜欢莫泊桑，所以尽管他写的是人性，是对道德的探讨，对人性的追问，但他不是咄咄逼人的，他的笔锋是冷静的，他将终极的思考、追问和怀疑，散布于人物的故事中，平铺直叙，娓娓道来，其中的冷静和俏皮，犹如一道精致的美餐，有足够的魅力去吸引欣赏理智和冷幽默的中产阶级人群。所以，站在毛姆逝世五十周年的节点展望一下，我们可以相信，在中产阶层日益崛起壮大的中国社会，可能会出现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毛姆读者群。
毛姆在中国受到欢迎是一种现实，是一种推测，也是一个历史的种因。毛姆喜欢中国。在他于1920年访问中国之前，他对中国是好奇的，在他访问中国之后，他对中国有了感情，但好奇之心依然没有冷却，就像毛姆在《刀锋》中所说的，尽管他见过许多大世面，但他对主人公莱雷却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。东方文明的魅力，东方人民的身影，始终出现在他的笔下。莱雷对印度文化的体验，对中国文明的好奇，在《刀锋》的故事中始终是一种魅力。书中对轮回和得道的探讨，更能拉近和东方读者精神上的距离。毛姆与东方包括中国的渊源，是其作品在中国再掀热潮的一个潜在因素。
毛姆生于1874年1月25日，卒于1965年12月26日，享年九十一岁。作为一位英国作家，他出生于巴黎，逝世于法国，是一个有趣的现象，说明他对法国感情颇深，说明法国文明特别是文学艺术对他的滋养。我们从《刀锋》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，他对巴黎和里维埃拉等法国城市的描写信手拈来，有枝有叶，令人读来情趣盎然，正是因为他有法国的生活与情感经历作为基础。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基本结束，我们无法看到他对战后欧美社会的描述，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。
译者囿于水平，译文中难免错讹之存在，亦或有未能圆满反映原作精神之处，望读者不吝指正，以俾改正后交付再版，在此先致谢忱。译者通联方式为QQ号7000901，及电子邮箱7000901@qq.com。
王纪卿
2016年3月14日
于长沙望月湖畔听雨轩
剃刀锋利，越之不易；
智者有云，得渡人稀。
——迦陀奥义书
第一章
1
我以往动笔写小说，从未如此犹疑不定。我将本书称为小说，只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名字称呼它。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，也不会以死亡或婚姻来收场。一死百了，死亡总是故事的大结局，而婚姻也能使故事圆满收官。老于世故的人昧于事理，才会瞧不起传统上所谓的大团圆结尾。老百姓自有健全的本能，认为有了这样的结局，该交代的就都交代了。男性和女性，不论经历多少悲欢离合，终于得以聚首，便实现了他们传宗接代的生物功能与兴趣。可是我会让读者悬于半空。此书写的是我对一个男人的回忆，我跟他总是时隔很久才会有一次近距离接触，在分手期间，我对他的遭遇知之甚少。当然，我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便足以合乎情理地填补空白，使我的叙述连贯一致；但我不愿这么做。我只想记下从亲见亲闻中了解的情况。
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，取名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。那本书我写的是著名画家保罗•高更，我利用小说家的特权，设计许多情节，来描绘我创作的这个人物。创作的依据，只是我对那位法国艺术家生平事迹的少许了解提供给我的联想。写这本书我却不愿如法炮制。我不会做任何虚构。为了避免在世者感到难堪，我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角色的人自行设计了姓名，我还另外花了心思，确保没人能识别他们的真面目。我写的这个人没什么名气。他很可能永远都寂寂无名。也许在他行将就木时，他的尘世之旅所留下的痕迹，不会多于投石于河水时在水面留下的涟漪。所以我这本书，如果终究有人读的话，只是因为它可能拥有一些内在的趣味。也有可能，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，他性格中异乎寻常的力量与美好，会对他的同胞施加不断增强的影响，使得大家在他辞世许久以后，或许会认识到，在这个时代出过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。到那时，我在此书中写的是谁，就会大白于世，那些想对他早年生活至少有所了解的人，就可以从此书中多少得遂所愿了。我想我这本书，在其得到公认的范围内，对我朋友的传记作者而言，会是用得上的资料。
我不想哄骗读者，说我记录的对话，可以当作逐字逐句的实录。我从不记录人们在这个场合或那个场合说了些什么，但只要谈话与我有关，我的记忆力是可靠的，虽然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这些交谈，但我相信表达的意思不会走样。我刚说过我不做任何虚构，现在我想把这个声明改一改。我采取了自希罗多德时代以来的历史学家惯用的擅自主张，把我本人没有亲耳听到也不可能听到的讲话，通过故事中那些人物之口说出来。我这么做的理由，跟历史学家一样，都是为了活跃场景，使之逼真。那些交谈，如果只是记流水账一般转述出来，可读性就差了。我希望自己的书写出来有人读，我想，设法提高作品的可读性，是站得住脚的。聪明的读者自有慧眼，很容易看出我在何处用了这种手法，并且完全可以弃之不顾。
我动笔写这本书时忐忑不安，另有一个原因，即我描写的人物主要是美国人。了解人是很难的事情，我认为除了本国同胞以外，所有人都是无法真正了解的。男男女女不仅仅是他们本身，还是他们出生的那个地域，是他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的那座城市公寓或那个农场，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所玩的游戏，是他们偶然听老太太讲过的故事，是他们所吃的食物，是他们所上的学校，是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，是他们阅读的诗章，是他们信仰的神灵。所有这一切，使他们成为现在这样，而这一切不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就能了解，你只能通过亲身经历才能懂得。你只有变成他们本身才能懂得。由于你只能通过观察才能认识不同国度的人，所以你很难在书页之间可靠地将他们描写出来。就连亨利·詹姆斯那么眼光敏锐、心细如发的观察家，虽然在英国生活了四十年之久，也未能创作出一个地地道道的的英国人。至于我自己，除了几篇短篇小说外，从未试图描写本国同胞以外的人。我在短篇小说中冒险逾越雷池，是因为在短篇小说里处理人物时可以粗放一些。你给读者画个大致的轮廓，让他们去填充细部。有人会问，既然我能把保罗·高更变成英国人，为什么不能将本书中的人物如法炮制呢？回答很简单：我办不到。我一改，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我不敢冒称他们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的美国人，他们是英国人眼中所见的美国人。我没有试图重现他们讲话的特色。英国作家试图重现美国人讲话特色时造成的乱像，跟美国作家试图重现英国人所讲的英语时造成的乱像是旗鼓相当的。俚语是个大陷阱。亨利·詹姆斯在他写的英国故事里老是使用俚语，但从来不如英国人用得那么地道，所以他非但没有取得追求的对话效果，还动不动就令英国读者受到难过的惊吓。
2
1919年，我前往远东，碰巧路过芝加哥，由于和这个故事无关的原因，在那里待了两三个星期。当时我刚出了一部成功的小说，成为一时的新闻，所以我刚到达，就接受了采访。第二天早晨，我的电话响铃了。我接了电话。
“我是埃略特·坦普尔顿。”
“埃略特？我以为你在巴黎呢。”
“没啦。我来看妹妹呀。我们想请你今天过来跟我们共进午餐。”
“我很乐意。”

继续阅读请关注公众号《半字书香》回复书号【74993】